姚國坤：一個人的茶文化史
通過姚國坤，能觀察到中國茶文化真實的發展過程。
一生保持農民本色，與一片茶葉相守相伴，這是我眼中的姚國坤。
姚國坤今年88歲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個充滿親和力的可愛老頭，前些年總戴著一頂紅色八角帽，如今干脆光頭亮相。要是統計他的面部表情，一定是笑臉最多，以至于他的面部肌肉結構與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相似。他一開口說話，北方人可能需要翻譯，口音七成是余姚腔、紹興腔、杭州腔，還調和一點非洲馬里共和國的味道，另外三成是普通話。但他嗓音洪亮，幽默風趣，特別是做學術演講，中氣十足，抑揚頓挫，威風凜凜。這一口極不標準的普通話不僅成為他的一個標志，更被他豐富的人生經歷與學識醞釀成為一種魅力，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爭相邀請他去講學。
最近一次到浙江省杭州市學院路姚國坤的家中看望他時，見到墻上多了一副書法對聯：“朗朗乾坤解渴方為真學問，悠悠家國飲茶乃是大文章。”對聯寫得妙，不僅道出了飲茶解渴的普世意義，還有“乾坤”胸襟、“家國”氣度與“真學問”“大文章”的境界，并暗藏著“國坤”的大名。
對聯正對著客廳，客廳里不設茶席，沒有電視，一張堆滿書稿的大木桌是姚國坤平日里寫作和審稿的地方。偶有客人來家中拜訪，木桌便暫時充當起茶桌的角色。姚國坤年紀大了，行動緩慢，撐著桌案、聳著雙肩站起來，非要親自為我倒茶，阻攔不得。茶很簡單，醬油色，煮著濃濃一壺，20世紀90年代的老式茶杯里是無論如何用力都洗不掉的茶垢。家中的柜子里多是獎杯、獎狀、證書，大多碼放堆砌，并非展示，這一切或許與當下人們對“茶文化”空靈高雅的想象截然不同。
因為長期伏案工作腰椎間盤突出，姚國坤必須坐硬木凳子，他從晚年開始使用電腦寫作，不會打字就用手寫板，顫顫巍巍寫出一個字再點擊確認，春蠶吐絲般寫就了中國茶文化數百萬字的文化版圖。
我對茶文化的認知始于2006年，彼時中國第一所茶文化學院正在萌芽中，姚國坤是建院的元老，而我也供職于此。懵懵懂懂地追隨師長們投身茶文化教育時，我也逐漸開始將興趣轉向茶人，特別是像姚國坤這樣具有代表性的茶文化研究者，并從“個人生活史”的認識層面加以記錄和觀察。
現代社會科學無一不是在認識社會生活，只是從不同角度界定不同的研究對象，最終所關注的是人們在某一生活領域中的作為，這適用于“茶界—茶人”的相互關系。茶文化聯結著每一個茶人的生活故事，而姚國坤的生活更是充分地聯結著外部世界、公共空間與歷史敘事。甚至可以說，通過這個人物，能觀察到中國茶文化真實的發展過程。
阿坤的“茶緣”
1937年，姚國坤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市北部靠杭州灣南岸的小曹娥鎮，家人喚他“阿坤”。
茶的故事神秘又浪漫，但現實很悲慘。阿坤出生后，祖孫三代八口人住在三間茅草房里，全家的生計除了靠二畝八分田以外，就是父親做些肩挑的小買賣，這種生存處境一直持續到1952年。11歲那年，母親離世，在擁有銘記一些事物的能力的年紀，阿坤記住的是母親的死亡，貧病無奈，像一根稻柴。
在這個不識字的農民家庭中，卻出了一位“異類”。這個人給了阿坤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就是阿坤的伯父，傳奇的“武林俠客”姚電俠。在阿坤的眼里，伯父是個武學奇才，勤學苦練到20多歲時成為上海精武體育總會的總教練。伯父見多識廣，他告訴阿坤：“要改變命運，讀書是一條路子，它能管用一輩子。”這個念頭在阿坤幼小的心靈中占據了全部位置，他多次向父親表達出想去讀書的愿望，那時他的想法很簡單，無外乎吃飽穿暖，擺脫苦難、貧窮的生活。
阿坤的父親是個老實厚道的農夫，在阿坤斷斷續續讀完小學后，父親痛下決心，把用來修補茅草房的木料和家中僅有的一個菜櫥扛出去變賣，勉強為兒子湊出讀中學的學費。去念中學了，不能沒有像樣的衣服，父親從親戚那里借了一塊卡其布，為阿坤做了一件“列寧裝”，放書的箱子是從農村供銷商店要來的裝肥皂的木板箱。可是還缺一雙像樣的鞋子，繼母用土布當鞋面做了一雙，但土布都是有花紋的，穿出去不像話，繼母就借來墨汁把鞋面涂成黑色。阿坤穿著這雙鞋，由二舅父挑著“肥皂箱子”和鋪蓋，走了八十多里路到鄰縣上虞驛亭，通過白馬湖邊的一條羊腸小道來到春暉中學，此時汗水早已把鞋上的墨汁化開。
追憶這段往事時，姚國坤沒有絲毫辛酸，反而大笑道：“那天鞋子一脫，一雙腳全是黑色的，好像烤焦的豬蹄子一樣！”那一年是1952年初春，一切都是欣欣向榮。
阿坤此生參加過兩次高考，第一次填報志愿時，他對此一無所知，便把自己聽到過的大學寫了個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最后以落榜告終。1958年的高考開始時，阿坤對事業方向的選擇有了新的認識。經過深思熟慮，他填上了第一志愿——浙江農學院茶葉系。
阿坤進入茶葉系并取得后來的成就，絕非有什么家學淵源、文化底蘊。恰恰相反，他是在海灘邊喝池塘水長大的，從未喝過一口茶，甚至連茶樹長什么樣子都沒見過，更不用說懂得茶這片神奇的樹葉有著與中華文明等長的歷史與說不盡的魅力。選擇農業的大方向他是清楚的，但是農業當中選擇茶葉還是有命運女神發揮作用。
在當時，浙江農學院茶葉系是以浙江大學農學院為主體，加上復旦大學茶葉系的一部分，于1953年單獨成立的專業。阿坤了解到該專業建立才五年，且有一批彼時中國頂級的茶葉專家任教時，覺得茶葉作為農業中最可貴的經濟作物之一，將來勢必大有作用，肯定需要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自己只要肯吃苦，也許能做出一點門道。
就這樣，阿坤以優等成績考入浙江農學院茶葉系，命運將質樸憨厚的少年與茶葉連接在一起，至此，屬于姚國坤的茶葉人生開始了。
“中茶所”新來的年輕人
1962年，姚國坤迎來了他的畢業季，在大學里品學兼優的他深受老師們的青睞，因此被選定留校任教。彼時由于缺乏研究生的概念，凡是留校任教的人都要再脫產讀一年進修班，正趕上浙江農業大學茶葉系與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進行了“系所合并”，因此姚國坤進修期滿后，便去了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報到上班。
當時的黨總支書記趙學廉知道姚國坤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年輕人，就指定他做了時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籌建組副組長、栽培研究室主任李聯標的助手，拜其為師。就這樣，姚國坤坐進了又一位恩師的辦公室，辦公桌面對面，協助老師做實驗，下農村、去田間，一起搞科研。
1963年10月，初入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的姚國坤作為知識分子要下田間，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浙江富陽的受降公社期間，姚國坤與當地茶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共同商討老茶園改造事宜。白天與農民在茶園勞動，姚國坤吃得起苦。但一碰到實際問題，他這個在大學茶樹栽培課考“滿堂紅”的學生就犯難了。大片茶園，土壤流失嚴重，肥力嚴重不足，再看滿園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高有矮、有健有弱的茶叢，如何改造？無從下手。那就還是得開會討論，請教李聯標老師和農民們。
下放期間，姚國坤的住家是個中農家庭，在當地的生活水平還算不錯，可每到吃飯時姚國坤都很拘束。住家以為他飯量小，到處說這個城里來的大學生腸子細，吃飯一碗半就飽了。其實對于二十多歲的姚國坤來說，吃滿滿三碗飯都是小意思，可當時食油、豬肉，甚至豆腐都是定量的，他是不敢吃飽。實在餓了，就偷偷吃半塊未婚妻藏在他手拎包里的紹興香糕。
那時，姚國坤每個月的工資是53元，而當地一個全勞力的農民，勞動一天10個工分，也只有5角錢。所以，每當他們一早背著畚箕去拾狗糞、牛糞時，農民就笑著說：“如果我們也有你們這么高的工資，整天拾狗糞也愿意！”姚國坤始終記得這句話，茶農的生活有多苦，農民有多苦，笑話說完是心酸。
姚國坤從小過慣苦日子，白天辛苦勞動，吃不飽飯都能忍受，最要命的是晚上。住家給的硬板床搭在一口棺材上，而自幼喪母的姚國坤最怕黑暗，雖然是一口為老人準備的空棺材，也足以嚇得他“徹夜無眠恨漏長”。但姚國坤還是咬牙堅持了下來，硬是在棺材上睡了一年，才搬到一個小茶場居住。
下放的歲月里，經歷是可貴的，姚國坤經受了磨煉，學到了許多茶園管理的實踐經驗，深切體會了茶農的苦難，也與茶農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非洲種茶記
姚國坤平生第一次出國是在1973年，這源于他接到了一個艱難的任務——去遙遠的非洲馬里種茶。為什么會去非洲？事情要從頭說起。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洲不少國家取得獨立，新生的非洲國家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振興文化教育的艱巨任務。馬里是非洲最早獨立的國家之一，獨立后即與我國建交。我國政府將馬里作為援助的重點國家，在農業方面，幫助馬里人民擴大水稻生產，興修水利，種茶葉和甘蔗。
中國是茶葉出口大國，每年向馬里出口數千噸茶葉。一個茶葉出口國幫助一個茶葉消費國種茶，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這樣做了。我國政府派去了有經驗的種茶專家，僅花了一年多時間就試種成功，三年后，馬里開采了第一批茶葉。當時的總統凱塔品嘗后認為茶葉質量上乘，派人專程送給好友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據說此舉促使猶豫不決的達達赫總統下決心與中國建交。中非友誼就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茶葉的種子在異國的土壤生根發芽，中非友誼也在中非人民心里生根發芽。姚國坤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成為新中國早期援非的茶葉專家去了馬里。在非洲的工作任務艱巨，生活環境艱苦。中國專家與國內的家人每月通信一次，家信由外交部信使隊每月連同報紙一起從國內送到馬里首都巴馬科，茶場派車取回。信使隊在馬里會停留三天，姚國坤要馬上寫好回信再送去信使隊。
1974年2—3月，姚國坤得了瘧疾，高燒39度以上一直不退。在非洲工作，持續的高燒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但他給妻子陳佩芳回信時，還是用顫抖的手和一貫幽默的口氣寫道：“不要掛念我，我身體很好，老虎都打得死！”其實他當時連寫信的力氣也沒有了，他知道妻子一人在杭州工作，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辛苦可想而知，不愿再讓她擔心。
每月與家書一起送達的還有上個月的《人民日報》，這幾乎是姚國坤唯一的精神食糧，每個月都苦苦等待，見字必讀，就連報紙窄縫里已過期的北京天氣預報也要一字不落地看一遍。那是身處海外的知識分子與祖國的血脈聯系，也足見對祖國的命運憂患之深。
在當時，中國與馬里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要為當地種植100公頃茶園，完成每年100噸茶葉的產出，這樣才能移交給當地政府。姚國坤到達馬里時，當地的茶園面積已達標，但年產量100噸干茶的任務有待完成。經過考察，姚國坤認為整片茶園需要進行樹冠改造，重新臺刈，把每棵茶樹都砍到80厘米左右。
茶樹從兩米多砍成80厘米，這在國內熟悉的自然條件下是完全可以做的。但在人生地不熟的非洲，砍掉之后萬一長不出來怎么辦？一旦有閃失，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政治風險誰來承擔？于是姚國坤著手做了大量的調查，搜集當地的水文資料，研究當地的氣候，查閱雨季和旱季時間，一點點地摸索規律，最終決定先用1公頃茶地做實驗。茶樹重新修剪后的一個多月，竟然一個茶芽也沒發出來！這下姚國坤也急死了，如果是在中國，不用一個月，新芽早就抽出來了。于是他每天都跑去茶園仔細觀察，發現茶樹的稈子不干枯、拗不斷且十分有彈性，這說明樹干內有水分，茶樹并沒有死，想要發芽只能等待。這之后，每去一次茶園，姚國坤都在心里暗暗祈禱：“茶樹啊，快發芽吧！”不知是不是他的執著感動了這些樹苗，50多天后茶樹終于長出一片齊刷刷、綠油油的新梢。
中國駐馬里大使館派經濟參贊檢查工作時，看著眼前的茶園改造范例贊嘆不已，馬里的官員也都翹著大拇指說：“密斯姚！阿加伊戈斯佩！”意思大概就是“了不起”。隨后，姚國坤通過精密的計算，在保證茶葉產量的前提下，分批完成了所有茶園的改造。
1975年7月，順利完成任務的姚國坤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的懷抱。得知其回國的消息后，《人民日報》立即派出兩名記者趕到杭州市西湖邊北山路的新新飯店采訪他，并在次月發表記錄姚國坤在馬里事跡的文章，題目為《在馬里工作的日子里》。
從茶學到茶文化
20世紀80年代，姚國坤出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科技開發處處長，出色完成了國家重點課題“全國紅黃壤土壤改良和利用”。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工作的36年中，姚國坤先后獲得4個國家級、省部級科技進步獎，取得6項科研成果，成為茶樹栽培學科帶頭人。國務院為了表彰姚國坤在農業技術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批準其從1993年10月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20世紀80年代末，這位茶學專家開始向茶文化學者全面轉型，當時“茶文化”這個概念還沒有被正式提出過。1989年姚國坤就已經將《中國茶文化》一書完成，但當時沒有電腦，全靠手寫，再校對、排印，正式出版時已是1991年。關于這本書，安徽農業大學茶文化研究所所長丁以壽教授等學者寫過數篇文章，都認為《中國茶文化》是首部以茶文化冠名，并系統論述中國茶文化的專著，后來同樣名稱的專著出版了很多，但這是第一本，在當代中國茶文化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姚國坤著《中國茶文化》其實并非偶然，而是與當時中國當代茶文化的復興不可分割。茶文化在中國經過數千年的積淀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時，這塊文化土層的地氣已經全面暖了起來，如雨后春筍般蓄勢待發。
1993年11月，當時的農業部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這個組織成為中國推動茶文化研究與茶文化國際交流與傳播的權威機構。1996年下半年到2019年期間，姚國坤先后協助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籌備了十屆大型“國際茶文化研討會”。此外，他還參與組織各種大型專題國際會議十余個，為茶文化在世界范圍內擴大影響力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姚國坤等一代茶人的努力下，中國茶葉及茶文化的產業得到了發展與提升。中國許多地方的名茶，如西湖龍井、安吉白茶、福鼎白茶、云南普洱，歷經深入的文化挖掘后聲名鵲起。貴州湄潭的茶產業、河南信陽毛尖茶產業的發展，也都與姚國坤為代表的茶人學者的努力緊密相連。
據2000年統計，全國有歷史傳統名優茶、當代創新名優茶1000余種。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全國有名優茶2000種以上，自2020年以來，全國名優茶產量一直保持在總產量的45%—50%，產值占總產值的75%—80%。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全國名優茶將成為中國茶產業的“半壁江山”，進一步受到生產者的關注、消費者的關心。
除了早年支援非洲馬里種植茶葉，幫助巴基斯坦建設茶葉中心以外，姚國坤弘揚茶文化的經歷隨著他的不斷探索日益豐富。他四處奔波，全國各地的產茶區和銷茶區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而在國外，姚國坤則重點考察了日本和韓國，分別出訪十余次，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諸國也不陌生，為整個東亞茶文化圈在當代形成友好的交流氛圍作出了貢獻。
姚國坤稱自己是“書呆子”“寫字匠”。“寫字匠”這個稱謂令我印象深刻，這么多年來姚國坤在我的眼中確實是這樣一個平易而辛勞的形象。雖是德高望重之輩，但到任何地方考察都能與身邊的人拉些家常話，很少大談學術與專業，這與許多夸夸其談的“大師”頗為不同。只有請他正式發言時，他才會談出非常專業的內容。他的勤奮著書幾十年如一日，埋頭苦寫，如“老蠶吐絲”般將各種茶文化方面的所見所聞付諸筆端。他的研究與寫作是匠人精神的體現，著書立說卻從不見他搞作品研討會、發布會，也未曾因一詞一句與誰大打筆戰、一爭短長。他在乎自己的著作，一絲不茍，但書出版后便不再管發行、宣傳、銷售等，而是早已投入下一階段的研究與寫作。
寫書不僅是姚國坤的工作，也是他的樂趣。大約從60歲開始，無論雙休日、節假日，他都會坐在家里埋頭寫作。一杯茶、一支筆，不以為苦，自得其樂。姚國坤曾給自己規定，每天至少寫2000字，如此堅持二十多年。他說這是農民種地的精神，筆耕不輟。他編著出版的書大約有70多種，加上主編的版本總共近100種，疊起來究竟有多高誰也沒試過，要說“著作等身”并非言過其實。八旬山河茶又新，2020年3月，姚國坤晚年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茶文化學》出版發行。其實，姚國坤內心深處對《中國茶文化學》這個命題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情結，早在1989年他寫完《中國茶文化》，就從未停止在這五個字后面加上一個“學”字的努力。
21世紀初，隨著茶文化事業在全國范圍內的興起，根據當時形勢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需要，2003年姚國坤率先在浙江樹人大學籌建了應用茶文化專業，被專聘為系主任、教授。2006年，又在浙江農林大學籌建了茶文化學院，被聘為副院長，負責學科設置和師資培訓及對外宣傳聯絡。目前，兩校的茶文化教育工作開展順利，發展迅速。
姚國坤的前半生處在中國茶葉一路從民國進入新中國時期，他作為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承接著吳覺農、莊晚芳、李聯標等人物所開創的事業，也有屬于他這一代人援助“第三世界”植茶的帶有強烈歷史標記的經歷。他的后半生，伴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社會活動，成就卓著，而這一切始終沒有離開過一個“茶”字。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博士后，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
名家簡介：
姚國坤，1937年10月生，浙江余姚人。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科技開發處處長，先后兼任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浙江茶葉學會副理事長、浙江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現為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茶葉博物館專家委員會委員。發表學術論文250余篇，出版著作百余部。先后4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科技進步獎，被授予“國際茶文化杰出貢獻茶人”“杰出中華茶人終身成就”等榮譽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